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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从工厂走出的艺术团——记录中山三乡艺术团  

2011-08-14 21:30:33|  分类: 时事资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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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心安处,即是吾乡。”今年4月,一个在中山默默生长壮大的农民工艺术团——— 中山市三乡镇工人业余艺术团,度过了它的9岁生日。从它成立之初,谁也不曾想过,它能存在9年之久……已数不清多少夜晚,多少外来工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在这一束灯光前被感染、被温暖,然后背起行囊,再次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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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他们身体困乏、行囊干瘪,但总是歌唱梦想与幸福,表达感恩和满足……在艺术团成立的9周年之际,中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丘树宏被他们的阳光与乐观所打动,写下一首《行囊放下是故乡》,纵使行迹漂泊,但心安即是家。

  今天,有人说他们是中山的“旭日阳刚”。但对比“旭日阳刚”,中山三乡镇工人业余艺术团更为平淡,更为持久。他们用歌唱表达生命的热度,不计任何回报,与成千上万的工友们一起走过了平凡但不平庸的9年时光。

  “旭日阳刚”组合借助央视春晚一夜成名后,很多人担心这样的打工者艺术明星只能是昙花一现,但在中山、在北京,还有许多和“旭日阳刚”相似的打工者艺术团体,离成名很远,离现实很近。可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漂泊的命运和解散的结局。但在中山三乡工人业余艺术团,他们的歌声中却充满着一种奇异的力量,给漂泊的生命之河找到落脚点,给艰苦岁月带来明朗和光亮,他们的歌唱、舞蹈和表演,历久弥新,不再昙花一现。

  为了追寻这些短暂而持久的艺术生命,南方日报记者走入中山,揭开谜底。

  过去———

  从精神贫乏到被尊重 洗澡房里的“情歌王子”

  “我没有找到与世界和解的方式 深深的/担忧从我的心间投到马眼 我与马的交谈/就像一副衰老的马皮披上寒冷的树枝……”这是广东打工诗人郑小琼诗歌《底层》中的一句话,郑小琼说,这首诗当初就是想表达打工群体精神生活中那种深深的贫乏感。

  漂泊的岁月里,很少人会顾及内心的贫乏。1988年南下打工的杨成,辗转于珠海、江门、东莞、中山等地,当年一度创造了8个月转9个厂的纪录,但他却最后留在了中山三乡。

  杨成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初,工人们的生活是典型的“三点一线”——— 宿舍、车间、饭堂。当年还在针织厂工作的他,厌倦了这种单调与乏味,常常涌起思乡情绪。当时通讯不发达,而给家里寄信最少也要一个月后才到,在那些内心空洞乏味的日子,他常常会跑到宿舍楼顶大喊几声,然后大声唱歌,藉此发泄情绪。

  谁曾想,这种看似没有终止的麻木生活,竟然迎来了转折。

  工厂宿舍没有热水,冬天也得洗冷水澡。为了缓解洗冷水澡的刺激,杨成发明了一个方法:洗澡前大喊几声,再唱几首歌。“那时冲凉房小,唱起歌来回响效果好,感觉自己唱得挺好听,开始有了一点自信。”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89年。那时中山市南区政府举办歌咏比赛,工友极力怂恿杨成参加,杨成糊里糊涂靠清唱得了第一名。一下子,杨成获得了80元奖金,相对于每月100块的工资,杨成开始意识到,小小的歌唱比赛竟然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改变。

  小小的愿望,冲淡了生活的平淡无奇。自此,杨成开始出现在许多歌唱比赛上,经常是前三名的好成绩,他也被工友们戏称为洗澡房里唱出来的“情歌王子”。

  从工厂到洗澡房再到舞台,这不是浮光,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以前觉得自己是外来工,来到城市里走路都低着头,但在舞台上,却可以抬头挺胸,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我,这种被尊重的感觉很好。”就因为寻找这份“被尊重”的感觉,杨成义无反顾,一次又一次站在台上。

  当年,和旭日阳刚翻唱《春天里》一样,杨成翻唱的《想家的时候》,不知道在多少个炎热的夜晚,碰触到多少颗柔软的心,易碎的梦。2002年,中山市三乡镇成立工人业余艺术团,杨成被区妇联领导幸运地选中,成为艺术团团长。

  凭借嘹亮的歌喉、大气的舞台表演风格,杨成竟然成了一颗当地工友们心中不太闪耀的明星,这个梦想让他一直坚持了9年。

  现在———

  从自娱自乐到为工友义演 “不发钱”让艺术团走了最久

  “据我所知,有相当多的民间打工文艺团体都只是昙花一现。”打工诗人郑小琼说,打工者流动性比较大,一两年后就各奔东西,直接造成打工艺术团如短暂流星。

  但杨成和他的团友们却改变了这一现实,一个外来打工者艺术团能9年不解散,被看作一个奇迹“有人拿我们和‘旭日阳刚’比,我们没有那么出名,很多人来这里演出,也只是为了获得别人一个温暖的眼神,没想到它会走到今天。”杨成说。

  大家都是外来打工者,白天上班,晚上排练,在镇文化中心一个简陋的舞台排练。艺术团有时一个月演4场,有时一周演4场,工友们没有报酬,但乐此不疲。2003年,因为“非典”暴发,艺术团停止排练,许多人以为艺术团也将就此解散,但没想到工友们一个又一个电话询问杨成何时能开始排练。工友们的这份热情,让杨成对艺术团的未来有了信心。

  “起初由于资金上有压力,我觉得艺术团迟早会解散,后来政府方面的支持让我打消了忧虑。”杨成说。

  杨成清晰地记得,2002年6月的一个晚上,他们第一次揽下整场演出,镇文化广场聚集了上万人,演出一开始,越来越多的工友从四面涌来,有些还爬到树上。杨成听到有个台下的工友说:“他们也是我们,他们唱出了我们的心声。”一下子热泪盈眶。

  他们从哪来?为何而来?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答案。打工诗人郑小琼回忆说,她还在东莞黄麻岭打工的时候,曾有一个四川的中年妇女让她至今难忘。“她四十六七岁,是食堂工人,下班之后基本每天都要去学跳舞。因为舞蹈,她个性很开朗,也觉得生活有味道,许多工友都害羞,不敢跳,她还鼓励大家一起学跳舞。”郑小琼十分感慨,“虽然我与她离开六七年了,但是一想她,首先就是想到她乐观的精神。”

  这种渴望热切而真实。在杨成的艺术团里,如浮萍相聚,聚集了许多这样的工友。9年的风风雨雨,一共吸纳过400多位团员,有人走了,又有人来了,从70后到80后,再到90后,如今演员还有40多人,他们从最初的翻唱和模仿,渐渐有了源于打工生活的原创节目,如快板《三乡美》、舞蹈《咱们工人有力量》、相声《同是中山建设者》等……艺术团也摆脱了解散的魔咒。

  湖南妹子彭健是团中的第一批“元老”,曾因为结婚生子而暂别艺术团,现在又重返了艺术团,“以前演小女孩,现在演妈妈”。

  黄成,一个来自贵州布依族的80后,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几年前因为没钱坐车,差点错过了艺术团的面试机会,但进入艺术团后,经常成了编舞老师,不但自编了《高原红》的舞蹈,而且艺术团的许多演出服装、道具都由他一针一线缝制。

  在杨成看来,三乡镇工人业余艺术团之所以没有解散,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政府常年资助,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工友们简单和朴素的表演愿望,都甘于不计回报,“艺术团里的工作室是公益性的,没有任何报酬,遇上演出,也就是解决一顿晚餐盒饭”。

  节假日到工厂、社区、学校医院演出,他们分文不取,截至去年12月,他们已演出了400多场,观众达到600多万人次。“因为全凭兴趣自发参演,少了纷争、猜忌,更加纯粹。”杨成说。

  从最初的自娱自乐,到为工友们免费义务演出,9年如一日,在杨成看来:“难,其实也不难”。

  未来———

  单靠政府支持还能走多远?

  杨成和他的团员并不孤独。在北京,有一个“新工人艺术团”也已经走过了将近10年时光。

  2002年5月,孙恒在北京发起创办了全国首家打工者业余文艺团体“打工青年艺术团”。之后,他将艺术团改名为“新工人艺术团”。“我们反对使用‘打工艺术团’、‘农民工艺术团’等称号,这是对我们工人的一种歧视。”孙恒说。

  与杨成的打工艺术团不同,孙恒的工人艺术团不是靠政府资助,而是由民间慈善机构资助。

  与“旭日阳刚”也有所不同,孙恒的“新工人艺术团”主要不是翻唱而是原创歌曲,许多作品都是根据工人经历和心声创作的。有一次,孙恒在一个建筑工地认识了一个工友叫彪哥,彪哥伸出一双粗糙的大手,说,就是靠这双手养活了他的孩子、父母和妻子,回来以后,孙恒就把这个故事编成了一首歌,叫《彪哥》。

  2004年,孙恒的“新工人艺术团”出了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用唱片版税赚来的7万多块钱,孙恒在距北京市中心40多里公里的皮村建起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小学”。几年来,他创办“工友之家”,打工博物馆、打工艺术团、工友影院、新工人剧场、同心互惠商店、打工子弟学校,一应俱全。在这里,工友们分文不花,可以看大片,看演出;花上几块钱,就能买一件外套,置一些家庭用品。

  对比孙恒,杨成说,除了文艺表演,中山三乡工人业余艺术团还可以做更多。

  2005年8月,三乡工人业余艺术团团友们得知三乡中学的小女孩吴佳恩身患骨癌而截肢,团友们十块、五块、一块、五毛地捐款,让她完成高中课程;2008年初,他们得知工友蓝福庆因意外车祸截肢而三次自杀,为他捐钱组装了一台电脑,每周末都组织去蓝福庆家,带着他晒太阳、唱歌,点燃了他重生的希望……

  “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他们的个人权利的维护,都需要我们当地政府部门转变思维,即由农民工接受政府部门的‘救济型’转变到农民工自己主动‘参与型’。”郑小琼说:“很多时候,我们政府会花很多钱做一场作秀式的晚会,犹若过眼烟云,时不时缭绕一下,这些短暂式瞬间烟云被相关部门作为成绩宣扬着,但其实并不能长久。”

  中山三乡镇工人业余艺术团引发了中央关注,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刘忱对于全国几个时间久、规模大的打工艺术团展开了研究,在他看来,每个成功的打工文化团体背后,都有当地政府坚定不移的支持。“我访问过北京、杭州、苏州等很多打工文化活跃的镇、村或区政府,事实的确如此。”但他认为,杨成的打工艺术团之所以能够9年不解散,是因为中山市的三乡镇政府在扶持上有一个原则:对艺术团“关心而不去操心,扶持而不把持,放手而不放任”。

  “给外来工人提供了舞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却没有限制他们的文化需求,更重要的是,利用了艺术团的平台,提升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地位,促进了社会融合和公平。”刘忱认为,这是三乡镇工人业余艺术团九年不倒的最重要经验。

  在杨成看来,由于有政府资助,中山三乡工人业余艺术团不会解散,但目前的全部义演模式,他并不满足。目前,中山的许多工厂老板都向艺术团发出邀请,但他们只象征性地收取一点活动经费。有人向杨成提议,为什么不能收取一定的演出费?为什么不能在不改变公益性的基础上,接受更多社会捐赠?为什么不能学学“旭日阳刚”,甚至走商业化包装?对于这些问题,杨成还没有答案。但他已经意识到,艺术团或许只是一个开始,打工者培训学校、打工者电影院、打工者博物馆……或许,他的梦才刚刚起步。

  对话———

  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刘忱:

  关注打工群体的文化需求

  南方日报:在《打工文化,烛照劳动者精神家园》中你写道:“这个群体拥有巨大的文化创造能力和庞大的文化消费需求。改变命运、融入现代生活的愿望和冲动格外强烈,他们在精神上从来不缺少追求。但是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关注度还不够,甚至还存在偏见。”通过你的调查,现实情况是怎样的?

  刘忱:广东中山的杨成、北京的孙恒分别组建这两家艺术团都有近10年的历史,他们的存在和表现出的文艺形态,正在提升社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关注程度,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虽然不能说,他们就完全代表了打工文化的模式,但他们表现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所倡导的“劳动光荣”、“融入当地社会”的价值观,正是当前社会需要的,更是很多外来务工者应该建立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但如果说,这样就完全改善了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生活,显然还为时过早。

  三乡工人业余艺术团主要靠政府资助,孙恒的新工人艺术团主要靠基金会帮助,各个艺术团的发展道路不同,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同,文化氛围不同,发展模式也很不一样,很难说哪一种最好。

  孙恒和他的团队身处大都市,这里的文化氛围包容性强,注重艺术个性,所以,他的团队倡导的是“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发出代表本阶层的声音,表现了独特的个性,这是北京的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文化形态;中山市三乡镇则是另一种文化氛围,这里是工业化的小城镇,民风淳朴,生活安适,社会和谐程度高,因此,这里的工人业余艺术团注重的就是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社会的融合,获得社会承认,强调文化公平,这是小城镇的特点。这里的政府、当地民众与外来务工人员情深意浓的情形令我十分感动。走商业演出的路径也完全可能,没有哪一种最好,只有看哪一种最适合在当地发展。

  南方日报:如何看这些艺术团体的前景,会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直存在?

  刘忱:杨成和孙恒的这两家艺术团靠着自身的坚持,已经近10年,他们走过了非常坎坷的道路,完全不是当初的情形了。而且,类似的艺术团已经在全国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像杭州的“草根之家”艺术团、苏州的“工友家园”艺术小组、深圳的街舞团体等等,都有自己不同的生存空间。显然已经不是“昙花一现”的状态。它是一个十分开放和富有活力的空间。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打工文化没有根本改变工友的生活,但却改变了他们对生活的态度。

  在这个空间中,我们赞成工友们表达自我,也支持他们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提升自己,关心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融入。如何在提升自己和关注社会发展中渗透自己的立场,这才是打工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南方日报:工人艺术团除了一系列文艺汇演外,还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刘忱:其实,北京的工友之家、杭州的草根之家、苏州的工友家园等等,构成远不止是艺术团,而是提供各种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团体,像工友之家办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打工子弟学校、二手商店等,草根之家举办过多次大型救助工友的公益活动等等。他们的服务对象已经从外来工扩展到其他社会群体。三乡的打工文化也不仅是艺术团,而是一系列针对外来工的文化服务项目之一。可见,打工文化所承担的文化服务功能是很多的。

  工人艺术团的前景应该是很广阔和远大的。对此我充满信心。因为,这样才实现了文化的本来意义,即文化作为精神生活的方式回归普通人生活。但艺术团的形式肯定不是唯一的,文化生活无所不在,不一定通过艺术团的形式来进行。外来务工人员发展自己精神生活的途径很多,以广东省“打工文学”群体为代表的文学形态就有独特艺术风格,创作生命力十分旺盛。我也访问过其他打工文化团体,虽然没有艺术团,但大家用做游戏、体育活动、亲子活动或公益活动的方式开展文化,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比如我本人,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看见舞台就紧张,我只好去做适合自己的那种活动。

  南方日报记者/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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